御制山水图歌赐长春真人刘渊然归南京

译文

东华门（指南京明故宫东门）以东，景色清澈明丽，
彩霞环绕，如同蓬莱仙境。
琼芝瑶草（传说中的仙草）四季常青不凋，
丹炉火光闪烁，映照黄金鼎，夜夜灵光流动（指真人炼丹修行）。

渊然老仙，本是崆峒山（道教名山，借指仙家之地）的来客，
远行万里归来，在此栖息安居。
他手持青芙蓉（指青色玉如意，形似莲花）般的如意，
两颊红润如潮，满头白发如雪。

头上戴着玉雕的道冠，
身上穿着云纹锦绣的道袍。
每日清晨便神游太虚，驾御灵气，超越天际，
直上太清仙境（道教三清境之一），朝拜紫微星宫（天帝居所）。

腰间悬挂着双龙宝剑，
剑光如秋水，晶莹剔透，寒光潋滟。
呼风唤雨，招来雷霆，降下甘霖，
屡次用仙瓢（道人的法器）洒下神水，救助下界百姓。

功业已成，便收敛神功，归于虚静无为（指道家“希夷”之境，即无声无色、大道难名的状态），
玄妙的天道，本就崇尚自然无为。
但眼看民间疾苦，怎忍心坐视不顾？
体恤百姓，也是体察上天仁慈之心。

一日清晨，忽然来告别，为何如此匆匆？
骑着仙鹤，径直飞渡长江以东。
江东之地，龙盘虎踞（形容南京地势险要），笼罩在五色祥云之中，
钟山青翠，连绵接续三茅峰（指句容茅山，道教名山）。

茅山兄弟（指茅氏三兄弟，即茅山道教祖师），高居青天之上，
白日里驾着鸾凤，定会前来相访。
还有赤松子（传说中的上古仙人），亦有安期生（传说中的海上仙人），
一同朝拜南极寿昌星（主长寿的星宿）。
此处好山好水，清澈而明丽。

西方献来仙桃，南斗星（主寿命的星宿）斟满云液美酒。
长生有曲，且歌且舞，
年岁超过广成子（黄帝时得道仙人），活到一千二百岁依然康健。

创作背景

一、创作时间

明宣宗朱瞻基（明宣宗）的《御制山水图歌赐长春真人刘渊然归南京》，作于明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二十六日。据《宣德别录》及明代相关文献记载，此诗是宣宗为送别年迈的刘渊然返回南京养老而作。

二、创作缘起

1. 主人公的身份与地位

刘渊然（约1351年—1432年之后），号体玄子，江西赣县人，是明代初期最重要的道教领袖之一。他师承道教净明派和全真派，精通丹鼎符箓之术，道法高深，声名远播。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刘渊然应召入京，被授予“高道”称号，并出任道录司右正一，掌管全国道教事务。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刘渊然亦随驾北上。明仁宗朱高炽登基后，对其尤为尊崇，于洪熙元年（1425年）赐号“长春真人”，并敕命其“领天下道教事”，成为全国道教的实际领袖。历事四朝、年高德劭的刘渊然，在朝野享有极高的声望。

2. 归老南京的请求

宣德年间，刘渊然已年过八旬，精力渐衰。他向明宣宗朱瞻基提出辞归南京的请求，理由有二：其一，南京是他早年修行和传道的“大本营”，他在南京朝天宫长期居住，门徒众多，根基深厚；其二，京师（北京）政务繁杂，年迈之躯难以支撑，而南京气候相对温和，便于颐养天年。明宣宗虽对这位四朝元老心怀不舍，但感念其年老体弱，最终恩准其请。

3. 宣宗的高度礼遇

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位热衷文学艺术的皇帝，擅长书画，对道教亦怀有相当程度的包容与尊重。在刘渊然即将启程之际，宣宗亲自动笔，画了一幅山水图，并在图上题写了这首《御制山水图歌》，作为临别赠礼。据《国朝献征录》等史料记载，宣宗“朕重其去也”，故以如此隆重的方式表达对这位老道士的敬意与惜别之情。

三、创作用意与主旨

这首赠别诗并非普通的应酬之作，其背后承载着明宣宗多重用意：

1. 彰显对道教名流的尊崇

诗中大量运用道教仙话典故，将刘渊然塑造成一位“手持如意青芙蓉”、“朝朝飞神驭气超汗漫”的得道仙人，夸赞其呼风唤雨、济世救民的法力。这正是宣宗以帝王身份对刘渊然道教领袖地位的公开肯定与褒扬，具有浓厚的政治礼仪色彩。

2. 融合儒家价值观，塑造“仁道合一”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诗序中明确提到，宣宗创作此诗时兼顾了“孔子仁智寿乐之旨”。诗中“眼看民患忍坐视，恤人亦体天之慈”两句，将道教“济世度人”的宗教情怀与儒家“仁者爱人”的政治伦理相融合，强调刘渊然并非只顾自己修道成仙，而是心系苍生、体察民苦。这在客观上为道教领袖赋予了符合儒家正统价值观的政治品格，也侧面彰显了宣宗本人“以仁治国”的帝王形象。

3. 以南京为纽带，联结南北政治文化

诗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南京的山水形胜——“江东龙盘虎踞五云表，钟山翠接三茅峰”，并对南京周边道教圣地茅山（三茅峰）加以赞颂，强调刘渊然归南京后将与茅山仙真、赤松子、安期生等仙人为伴。这既是对南京作为明代“留都”文化地位的肯定，也暗含了南北二京在宗教文化上血脉相连的政治意味。

四、历史余响

刘渊然返回南京后，继续在朝天宫修行传道，直至去世。明宣宗此诗不仅成为君臣相得的典范，也为此后明代帝王优礼道教名流提供了先例。明英宗正统年间，刘渊然被追赠为“冲虚至道玄妙无为光范演教庄静普济长春真人”，谥号“弘道”。而这首《御制山水图歌》作为帝王与高道之间交谊的珍贵见证，被收入《御制诗文集》及多种明代道教文献中，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