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三义塔

译文

三义塔是为纪念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那只被救而又死去的鸽子，并埋葬其遗骨之塔。此塔修建于日本，是当地爱好和平的农民共同修建的。

日本强盗轰炸上海闸北人民，饥饿的鸽子在瓦砾堆中幸存。
偶然遇到好心肠的日本友人，把这只劫后的鸪子带回东瀛。
鸽子死了还建筑起高塔纪念，日本农民常把它记挂在心田。
如果死去的鸽子从梦中醒回，将化作精卫鸟衔石填平东海。
消除战争种下的仇恨的种子，中日两国人民必将同仇敌忾。
西村真琴博士在上海战后救了一只失去家园的鸽子，并把这只鸽子带回到日本喂养，刚开始的时候还挺好，可是，鸽子最终还是死掉，遂为鸽子建冢以埋葬鸽子的尸骨，并且为冢的落成征求诗文，所以草率的写了这首七律，姑且表达深远的情谊罢了。

注释

塔：对冢上立碑的美称。
鸠：即鸽子，日本人称为“堂鸠”。
三义里：当时上海闸北的一个里弄，焚毁于1932年1月上海抗战中。
奔霆飞熛（biāo）：指激战中枪炮和炸弹的轰击焚烧。霆：疾雷；熛：火焰，原作“焰”。
败井：被毁坏了的井。
颓垣（yuān）：倒塌了的墙。垣：墙。
值：碰到。
大心：宽厚的心。
瀛洲：传说东海中的神山名，这里是指日本。
精禽：指精卫鸟。《山海经》中说：炎帝的小女儿女娃在东海淹死，后变成精卫鸟，为了复仇，它不停地衔来西山的木石，要把东海填平。这句是说死去的鸽子如能像梦醒似的复活，它也一定会像精卫鸟一样，去填平东海（暗指向日本帝国主义讨还血债）。
斗士：指中日两国的反法西斯战士。
抗流：抗击当时世界上的法西斯逆流。
劫波：佛教用语，这里是指长时期的意思。
泯（mǐn）：消去。
西村博士：西村真琴（1883-1956），日本生物学家。一·二八事变时曾来上海。
持归：带回日本去。
化去：死去。·
遐情：远道来的情谊，指从日本来征求题咏。
云尔：罢了。

创作背景

　　这首诗是作者在1933年6月21日写下的。在日军侵华时期，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博士为了救援战争中的受伤者，于1932年2月作为“服务团长”到中国。在上海郊外的三义里战乱的废墟里，发现了因饥饿飞不动的鸽子，便带回日本，取名“三义”，精心喂养。为了表达两国人民的友善，他“期待生下小鸽子后，作为日中友好象征送回上海”。可惜这只带回日本的鸽子后来遭遇黄鼠狼的袭击死亡，博士及周围人在悲痛之余决定将其立冢掩埋。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景仰，西村博士修书一封细说原委，并将自己画的鸽子一并寄给在上海的鲁迅，表达了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

赏析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