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长统

生平

东汉灵帝光和三年即公元180年，仲长统出生于其时的山阳郡高平县，也就是山东省邹城市。仲长统生长在中下层地主家庭，因为他少时“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试想遭逢乱世且又是穷苦家庭出身的子弟，应该是没有条件去读书识字的。 [1]  从现今保存下来的著作《昌言》来看，少时的统读书诵经、研习经典，尤好《礼》、《易》。至于弱冠之年，统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涯。时间大约是汉献帝建安四年，即公元199年。

历史上的公元180年至199年，正值汉末乱世。

其间帝位由汉灵帝刘宏（168—189年在位），过渡到汉朝末代皇帝献帝刘协（190—220年在位）；年号几经更改，由灵帝光和（178—184，共7年）、中平（184— 189年，共6年），到献帝初平（190—193年，共4年）、兴平（194—195年，共2年）、建安（196—220年，共25年）。这些年号多有反讽之意，因为在当时，所谓的“和”、“平”、“安”已成为幻影。

在大动乱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仲长统，于二十岁时开始游学于青、徐、并、冀四地。其地域主要分布在今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河北、辽宁一带，这是当时战乱最频繁地区。 试想年轻的统在其间行走，目睹民生凋敝、战火纷飞、“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场景时会是怎样的心情！统始游上党（在今山西黎城县南），与常林为友。常林，字伯槐，少时即有嘉名。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约在190年之后），林因其叔父获罪，而“避地上党，耕种山阿”。高干召其为官，坚辞不受。后被并州刺史梁习举荐成为“南和县长”，治化有成，迁至太守、刺史，多为曹丕谋划。魏建国，拜尚书，封侯，官至大司农，徙光禄大夫。年八十三寿终。时论以节操清峻。据前述，统于199年游上党交接常林，而林规避于此近十年了。林比统年龄要大很多，对统也多有影响。

缪袭《上统〈昌言〉表》记载：“大司农常林与统共在上党为臣，道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每列郡命召，辄称疾不就。默与无常，时人或谓之狂。”此间，统在州郡召唤下屡屡拒绝出仕。“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遂作《乐志文》和《乐志诗》。在复为尚书郎到离世的几年里，统可能像《乐志文》中所期待的那样过着“蹰躇畦苑，游戏平林”、“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的日子。然而他终归是英年早逝，非但没有“永保性命之期”，相反比一般人离去的要早。他的主要著论是《昌言》，此外还有诗和其它文章传世，不过，在历史的沉浮中，远非来之面目了。

人物影响

在《昌言》中，仲长统十分重视研究社会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注重“人事”的作用，否定“天命 ”“上帝”对社会历史的主宰作用。他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论点，反对将自然现象与人间吉凶附会起来，强调“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认为“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群书治要》）。

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仲长统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社会统治地位和被统治地位的形成和划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享乐腐化，以及他们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他说：“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仲长统把社会历史的发展概括为“乱世”——“治世”——“乱世”，他用春秋至汉末近五百年的历史发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还用社会的原因来分析“治”与“乱”的原因，而不是用超社会、超自然的“天命”来解释。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仲长统认为，政治上采取什么措施，用不着求“天”问“神”，只要考察现实社会的实际经验，从中找到“损益”的答案就行。他主张一切治理社会的措施、法律，凡是对时代有利，对现实生活有效的，就说明它有采用和存在的价值，就必须坚持，相反的就应当放弃和反对；对过去行之有效的，而今已经失去作用的，就必须改变，如果已经改变而还不如从前的，就应当仍然恢复原来的东西。这种以现实的实际效果决定政策的取舍的观点，对于打破神学迷信的支配产生了积极影响。

人物贡献

仲长统以 “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唯物主义武器,批判了两汉时期宗教神学的喧闹，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位伟大哲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

仲长统在政治思想方面
与当时流行的神权政治理论相对立，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国家兴亡和社会治乱取决于“人事”，而不在于“天道”，主张废除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联合执政体制，恢复西汉时实行的丞相执政制度，认为“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他对于外戚擅权尤加谴责，提出人君不可与掌权的大臣结为婚姻关系，已经结为婚姻关系者，就不要任用他掌权执政。

仲长统在法制问题上有以下主要观点：
一、因时势决定法律，繁简宽猛相济。他虽然持儒家“德主刑辅”观点，强调德教是“人君之常任”，而 “刑罚为之佐助”；但并不反对使用重刑。他主张“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当“□宄成群”，非严刑峻法不足以“破其党”时，则必须使用重刑。法律之繁简、轻重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变化。

二、“治”、“乱”在于用法者。他认为，国家 “治”、“乱”，不在于“法制”的不同，而在于统治者执行“法制”的好坏。“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
三、恢复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西汉文帝十三年(前 167)下诏废肉刑，以髡、笞代替黥、劓、刖。此后，时有人提出恢复肉刑，东汉末期甚至开展争论。仲长统也主张恢复肉刑。他认为在死刑和髡、笞刑之间增设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因为对“中罪” 杀之则太重,髡之则太轻,如果没有与“中罪”相适应的肉刑,必然造成执法上的混乱,使刑罚“轻重无品”，罪与罚“名实不相应”。

思想观点

仲长统还认识到，上古人民大体平等的社会结构解体以后，贫富相差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在当时，财富之集中，已达到令人惊叹的地步：“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妪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弃放逸而赴束缚，夫谁肯为之者邪!”这确乎是社会发展之必然，直到现代社会，财富集中的情状更令人惊骇。连社会主义革命都未能解决的社会贫富问题，让几千年前的古人解决实在荒唐。仲长统也未开出什么好药方。但他能对这种现象有所认识便很可贵，这对于思考宏观养生与个体养生，恰恰是已存在的事实，不能不加以正视。

从个体养生来说，奉养过厚，并非好事。仲长统认为，今人不像古人那样长寿，正因“所习不纯正”，由个人淫乐，到影响后代，使得今人先天不足，疾病难医，少高寿之人：“王侯之宫，美女兼千；卿上之家，侍妾数百。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则以户室输其血气。耳听淫声，目乐邪色；宴内不出，游外不返。王公得之于上，豪杰驰之于下。及至生产不时，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气，或疾病而构精。精气薄恶，血脉不充。既出胞藏，养护无法。又蒸之以绵纩。烁之以五味，胎伤孩病而臆，未及坚刚，复纵情欲，重重相生，病病相孕。国无良医，医无审术。奸佐其问，过谬常有。会有一疾，英能自免。当今少百岁之人者，岂非所习不纯正也?”这种见解十分正确。许多“富贵病”，正与营养过剩、护卫过当所致。

那么，怎样才利于养生呢?仲长统形象地提出自己的人生理想，实即一种隐居避世、养性保寿的养生术：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布。 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具兼珍之馐，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踌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人帝王之门哉!”这种既无劳苦又无干扰的闲适生涯，只能是个幻想，很难成为现实，所以，这种养生术并无推广价值。真正的隐士，有耕作之劳，有断炊之虞，有虎豹盗贼之害，并不那般潇洒。